社科讲堂丨南宋中兴四大家:范成大诗中有画耐
发布时间:2019-08-17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们赞叹杭州时经常这样说。如果刨根问底,这句习语其实源于范成大写《吴郡志》时引用的一句民谚:“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举进士,主要从政经历在宋孝宗朝,历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州、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兼沿海制置使、资政殿大学士,宋光宗绍熙四年因病去世,赠谥号文穆。

  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初影响更大,有“家剑南而户石湖”的说法。

  从他的从政经历来看,范成大的成就也非常厉害,既有中央重要任职,又有地方大员的经历。

  绍兴十年(1140),范雩被选为各王宫大小学教授,范成大随父来到临安,寓居京师好几年。初入临安,又正值张扬的年纪,他和那些京城贵族子弟一样,闲暇之余乐于结交友朋,畅游京城内外,怎一个豪气了得。晚年的范成大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忆起这段裘马轻狂的少年时代。他写过一篇《霜天晓角》,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不难看出,作者对富庶华丽的临安生活、对潇洒自在的年少时光始终念念不忘。“少年豪气合摧锋”“京尘红软扑雕鞍”“忽作少年梦”这样的文字频频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范成大从小就体弱多病,到了晚年,更是常年卧病在床,可谓病骨一身。伤病的困扰,让他对那个朝气蓬勃的少儿郎倍加怀念,这些诉诸笔端的依恋也充分表明了,关于临安最初的记忆是他终生都难以割舍的。

  少年范成大还没有开始自己的仕途,但在临安期间,他却卷入了一桩重要的政治事件。

  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正式签订和议,双方划淮水而治,宋廷割地贡银,屈膝称臣,留住了半壁江山。“绍兴和议”签订之前,朝野上下争论异常激烈,赵构与秦桧冤杀了名将岳飞,导致民怨沸腾,高宗为了挽回人心,巩固统治,费尽心思地扮演“孝子”形象,将自己软弱无能的割地行为包装成为迎回父亲徽宗遗骸和生母而不得已为之,希望以此来博取舆论的同情。绍兴十二年八月韦太后被迎回临安的时候,在朝廷的大肆渲染下,不仅文武百官纷纷上表称贺,更有各色人等争着“献赋颂雅歌”。少不经事又才华出众的范成大,未能免俗地参与到了这场可笑的“政治秀”中,并因献赋受到了宋廷的表彰。但这样逢迎当局、美化求和的行为,很容易为士林不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此,范成大在以后的记忆里,对于这件事只字未提,甚至后来挚友周必大为他撰写的神道碑中也对此事刻意隐瞒。

  毋庸讳言的是,献赋之举在当时的确让范成大少年成名,得到科举考试“免文解”的优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丽人生看起来近在眼前。谁知到了第二年,父亲病故,母亲蔡氏先前也已离世。一夕之间,那无忧无虑的风流少年,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可怜孤儿。就这样,范成大带着失去双亲的痛苦,结束了他与临安的初次相遇。

  父母双双亡故,本就体弱多病的范成大更是深受打击,回到老家苏州服丧,寄居在昆山荐严资福禅寺,此后几乎十年不出。在此期间,范成大一边读书遣怀,一边承担起长兄的责任,抚育弟妹。少年经事知愁苦,渐渐磨掉了他身上的轻狂和张扬,也让他一度心灰意冷,喜欢亲近空无之学,根本无意科举功名。后来,昆山王葆以父执辈身份严加督促,劝诫他不该辜负父亲盼其功成名就的遗愿,他才重新振作起来,最终考取了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榜进士,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三十七岁的范成大调京任职。看西湖风景如旧,与临安的重逢,激荡起他内心尘封多年的豪情意气,也再次点燃了他的政治理想。自三十七岁调京做官到四十六岁离京外任,在此十年期间,范成大除了一年多在家、一年多知处州(浙江丽水)、四个月出使金朝外,其余时间都在临安供职,总体上仕途较为通达,成为其个人官宦生涯中很重要的经历。

  从“绍兴和议”到“隆兴和议”,南宋在宋金交往中虽然争得了更多的权利,但当时两国递交国书仪式仍沿袭旧礼,要求南宋皇帝起立降榻,亲自从金使手中接取国书,双方地位显然并不平等。屈辱的受书仪式让皇帝和朝廷颜面尽失,无法通过武力来雪耻的孝宗,坚持通过外交来改变现状。颇受皇帝信任的范成大临危受命,奉旨使金议礼。尽管这次出使没有达成预期目标,但范成大面对金人凛然不屈的气节,振奋了南宋萎靡已久的士风。更重要的是,在他出使的路途中,渡过分割南北的淮河,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中原沦陷地区的残破景象,无比强烈地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因此,他一路上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篇,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那首《州桥》:

  使金南归后,范成大进除中书舍人,负责起草皇帝诏令,地位显赫。然而朝官难做,宫廷里有皇帝宠信的佞幸近臣,京城里到处是揣摩观望的投机者,范成大身居要职,临事虽敢言不避,却往往收效甚微,处境尴尬。于是,他主动请辞,远离纷扰复杂的京都,到地方上做官去了。

  离开临安的范成大,开启了封疆大吏的外任生活,在广西、四川等地都卓有政绩。淳熙五年(1178),已召回临安的他官拜参知政事,得与宰相共议朝政。但参政才两个月就被论罢。此后,他又先后辗转明州(浙江宁波)、建康(江苏南京)等地任官。淳熙十年(1183),范成大因病辞官回家,六十八岁去世。

  范成大三次入朝任官,没有长期沉沦下僚,特别是受到孝宗赏识,擢在顾问,后又官至参政。他在地方上也多任封疆大吏,每到一处多有建树,堪称南宋名臣。临安是范成大任官时间最久的地方,如果算上早年“京城游子”的优游岁月,他在这里实际居住的时间长达十年。临安任官期间,范成大曾寓居石灰桥附近,因为范成大号石湖居士,后世为了纪念他,石灰桥改名石湖桥。明清时古桥犹存,民国后因城市变迁被拆毁。

  范成大是喜欢杭州山水的,他最早称述和传播“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说法,俨然把杭州视为第二故乡。他说:“西湖富清丽,城府尘事并。我独数能来,不负双眼明。”对自己能多次亲近西湖深感欣慰。“南北高峰旧往还,芒鞋踏遍两山间。”南高峰、北高峰、飞来峰,随处都有他的登临踪迹和诗词吟咏。晚年撰写《范村梅谱》时,他还清晰地回忆道:“早梅……钱塘湖上亦有一种,尤开早。余尝重阳日亲折之,有‘横枝对菊开’之句。行都卖花者争先为奇,冬初所未开枝置浴室中,薰蒸令拆,强名早梅,终琐碎无香。”可见,临安对他的影响是多么刻骨难忘。

  如今,杭州已无处寻觅石灰桥的旧踪,但通过范成大的诗词文章仍然能感受到他与临安、与西湖的亲密关系,并由此走进南宋士庶的日常生活。曾经寓居杭州石灰桥、晚年又回归苏州石湖畔的范成大,无疑是连接杭州与苏州这两处人间天堂的一座文化桥梁。“石湖也似西湖好”,不管是西湖还是石湖,吸引大家的都不只是旖旎如画的江南风光,更重要的是,还有如范成大这般千古不朽的人物。斯人斯文,历千万载而长存,融入江南的山山水水,化为每一处山水的灵秀,融入江南的历史传统,化作每一座城市的风度。

  范成大诗中价值最高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他在使金途中所写的七十二首绝句,把自己在沦陷区的见闻感触一一纪之于诗,主要内容是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躏、盼望光复的情形,凭吊古代爱国志士的遗迹以表示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如《青远店》《州桥》《双庙》等,反映了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所以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独树一帜。

  范成大退隐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抒情诗,如王维、孟浩然诗中的田园风光都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外化而出现的。除了少数陶诗以外,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一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至于农村生活的主人公农民的劳作生活及其种种疾苦,唐代诗人如元稹、香港六和开奖现场直播,张籍等往往把此类内容写进《农家词》、《田家词》一类乐府诗中。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谓之“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这类诗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

  范成大还写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诗,如《夜坐有感》《咏河市歌者》《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范成大诗的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只有少数作品风格峭拔。范成大诗的艺术成就很高,然而其诗风的个性不够鲜明。

  同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在《石湖居士诗集序》中则评价范成大:“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僒。清新妩媚,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支字之陈陈,一唱之呜呜,不可得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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